三、在古代中国，读书识字是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书面语是雅的，口头语是俗的，对于一个喜欢读书写字的中国人来说，索绪尔的话难免有点刺耳—“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 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文字是用以记录语言的符号早就是一个常识了。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中的有些人还在说汉语是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或变相地在论点中默认这个前提。无论是字母，还是图画，只要它们被用以系统地记录语言，它们就不再保持它们原来的性质。它们变成了语言的第二符号，它们的意义完全是语言赐予的。原则上来说，不管它们本身有意义（象形），还是无意义（字母），只要它们能够相互区分，而且不过于复杂的话，就可以起到记录语言的作用。在这里需要特别搞清楚的一点是，即使是古汉字里比较典型的象形字，如日、人、射，也首先是对语音的一种记录，其次才是对太阳、人和射的图解和暗示。
如果仅仅想表示天上的那个太阳，我们完全可以用更形象的方式去表达，而不必在圆圈中加个点。反过来说，如果图画记事能满足一切需要的话，我们何必去另造一套文字？在这一点上，裘锡圭先生不愧是大家，他说，“按照一般的想法，最先造出来的字应该是最典型的象形字”，可是，“人们最先需要为它们配备正式的文字的词，其意义大概都是难于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的，如数词、虚词、表示事物属性的词，以及其它一些表示抽象意义的词。此外，有些具体事物也很难用简单的图画表示出来。例如各种外形相近的鸟、兽、鱼、草、木等，各有不同的名称，但是要用简单的图画把它们的细微差别表现出来，往往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远在汉代，就已经有学者指出汉字不全是象形文字。不过，这些学者并没有明确区分“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也即“字符”）这两个层次。象形、形声、会意、假借等区分都是就后一层次而言的。可是，即使是在这个层次上，汉字的语义和象形的联系也是越来越弱的。
在成熟的文字系统中，文字与语言是完全匹配的。试问，一个语言中能够用象形图画加以表现的概念能有多少呢？通过挪用象形图画而造就的文字，绝不会超过这个数目：据专家统计，在甲骨文里，会意字占22.33％弱，形声字占27.27％弱，象形字只占22.53％强。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后，新造的象形字越来越少见，那些由图画演变而来的字符，要么丧失其形象变为表义或表音的单纯记号，要么以形符或义符的身份参与到新字的构成中去。形声字是汉语造字的主要手法，实际上，形声字里的“形”从本质上是与义符而不是和形符相联系的。“鸟”是“鸡”的义符，义符既可以带有形象，也可以不带任何形象，即使原来带有形象，也会趋向于消失。图画与文字在文字发展的原始阶段可以结合，也可以混用，然而文字一旦成熟，势必会和图画分家。
严格地来说，在连续的上下文中，我们并不是因为看到一个字长得像太阳而推断出它的意思，而是因为我们先就知道它有太阳的意思，才觉得它同时也长得像太阳。早在周代的金文那里，如果不特加提示的话，我们基本不可能从马、鱼等字的字形中猜出它们的意思。实际上，即使是在最为象形的文字中，我们也无法完全避免歧义。谁知道族名金文中的“马”字是一头驴还是一只什么别的动物呢？再说，最早的图画字也不全是象形的，也有由抽象的几何图案变来的。具象图画、抽象纹样和文字，完全是三样不同的东西，它们各有各的宿命。依类象形可能是巫史阶层造字的真实动机，可文字一旦交付百姓使用，像与不像就变得完全不重要了，这一点在隶书上体现得再清楚不过。实际上，“如果秦国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
如上所述，我们既不能说汉字是象形文字，也不能把图形在汉字的形成过程中的意义看得过于重要。我们甚至也不能说汉字是“表意文字”。裘锡圭先生说，各种文字的字符，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即意符（包括形符和义符），音符和记号，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在发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在发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汉字则三类符号都使用，所以汉字应称之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
汉字记录语音的方式可能与英语不同，但这和它是否象形文字或是否含有形符毫无本质关联。我们的确可以用图画来指物象形，描摹世界，但只要想到语言早在200万年前就已经把绵延的事件之流分节成相互勾连的环节，从而使“世界”成为图画般可以描绘的，我们就不必为区区几千年的汉字史里的象形问题而烦恼了。
四、从隶书甚至篆书开始的汉字，已很难直接和象形挂上钩。也许有学问的书法家会为汉字所包含的具象因素而激动，但他们要认识到，这些类似于阑尾的东西不过是早期文字实验失败后留下的痕迹。对于那些想当然的书法家来说，他们最好能够知道，把“舞”字写成跳舞的美女，和“持牛尾而舞”的原始图形没有丝毫的联系。如果偏好把字写成画的话，他们干嘛不直接去画人体写生呢？
如上所述，汉字的构造过程中发生过两次挪用，第一次是把图像挪用为文字，第二次是把象形字挪用为音符、意符或记号。现在我们知道，成熟时期的汉字构字法基本上是没有象形的地位的。实证研究表明，“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之后，新增加的字多数是通过加偏旁或改偏旁等途径从已有的字分化出来的。”因为要和语言相匹配，汉字最终放弃了图解世界的企图。不过，汉字的确不是语音的奴仆。作为一个和拼音文字同样完美的系统，汉字不仅有着独特的构字法则，而且有着独具价值的造型潜质。
汉字写起来很麻烦，但其偏旁、部件和笔划有限，笔顺也是一定的，汉字符号系统达到的这种有序性令人叹为观止，但又难以清晰地加以表述。王羲之的《兰亭序》确立了行书的典范，这份字帖并没有收录足够多的汉字，但它的临摹者却可以推而广之，把每一个汉字都写成王氏行书。书法系统的有序性无疑是以汉字系统的高度有序性为基础的。书法家的字帖和账房先生的书信，毛笔书法和硬笔书法，繁体字和简体字，它们之所以能保持某种连续性，不是因为它们是随心所欲的文字画，而是因为它们是对自成系统的文字符号的书写。英语的构词法无疑也具有某种可理解的有序性，但这和26个字母的写法没有直接的联系。在抄写和印刷的过程中，字母也能写出优美的风格，但它们每发生一次整体变化，毕竟只能造成26种视觉差异。